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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籍是文化的载体，文明的记录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之所以能延绵不绝、生生不息，古籍的作用至关重要。　　今天，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，一批又一批青年投身于古籍保护工作，从古籍普查到古籍修复再到古籍数字化，青春的身影在泛黄的书页中闪耀，青春的力量在古老的书籍中迸发。　　00后古籍普查志愿者——　　“书在，文脉就在，文化亦在”这个暑假，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大二学生、00后男生张巍耀没有返回山西吕梁的老家，而是选择留在昆明。吸引他的不是云南的美景和美食，而是古籍。在得知云南省图书馆暑期招募古籍普查志愿者后，张巍耀立刻报名：“我是历史系学生，上学期刚刚学了文献学，参与古籍普查会加深我对文献学的理解。”　　实际参与古籍普查的经历证明，张巍耀的判断是正确的。面对装在樟木柜子里散发着中药味道的古籍，张巍耀感到非常兴奋。尽管以前做过碑刻拓本的整理，也在图书馆里亲手触摸过古籍，但摆在眼前的这一册册古籍所散发出来的神秘气息，还是吸引着他。　　经过图书馆老师的培训，张巍耀和几位同学开始工作：取书、拍照、查看、登记、上传、还书……看似简单的流程，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，仅登记一项，就要弄清楚作者、年代、版本、纸张、装帧等十几项内容。　　在参与古籍普查之前，张巍耀专门把刚刚学过的文献学教科书拿出来复习了一遍，但实际普查时他发现课堂上涉及较少的版本、目录、装帧等文献学知识，却是古籍普查中的重点。“我觉得自己对文献学的理解更深化了。”张巍耀说。　　而更大的收获是，在普查中他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历史资料，正好切合明年的学年论文，“我的论文主要涉及西南边疆的历史地理，我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，做成卡片，明年写论文的时候就不至于手忙脚乱了。”　　在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读研究生的毋婕，今年第一次担任古籍普查志愿者。在曲靖市图书馆，她每天穿着蓝色大褂，戴着口罩，在古籍书库里搬书、看书、拍照、登记……这位年轻的女孩并不觉得枯燥，相反时不时会感到惊喜。在普查时，毋婕发现了一部民国时期出版的《西学十六种》，详细介绍了西方的数学、天文、地理等知识。“我的专业方向就是历史地理学，这套书里有不少地图，有些是非常罕见的。”毋婕说。　　短短10个工作日内，毋婕和张巍耀等6位同学在图书馆员的帮助下，共计完成639部7055册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。　　古籍普查是古籍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，只有摸清古籍家底、了解古籍存藏情况，才能谈到下一步的保护和利用。从2015年起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发起“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”，吸引了全国数千名大学生参与，完成了近200万册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。　　两周的普查工作结束后，张巍耀去看了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。诗人高适在电影的最后说：“只要诗在，书在，长安就在。”这句话打动了张巍耀，他说：“这些诗、书能够流传千古，除了作品本身的文学艺术光辉，也离不开藏书家的辛勤付出。是一代又一代文献工作者投身故纸堆，做着这些伟大的事业，才有‘诗在，书在’。有幸参与这次古籍普查工作，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：书在，文脉就在，文化亦在！”　　90后古籍修复师——　　“为古书古画延长寿命，是我工作的意义”“做古籍修复师，让我意外的是自己竟然学会了揉面。”90后女孩刘鎏是首都图书馆最年轻的古籍修复师。说起古籍修复，这位文静内向的女孩眼睛闪光，嘴角浮现笑容。　　2016年，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播出，片中几位文物修复师给刘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学习绘画专业的她，非常羡慕修复师们能与珍贵文物，特别是古画古书亲密接触。“要画好国画必须习古，也就是临摹古画。如果能看到甚至临摹到真迹，该多好啊！”那时她就萌生了当一名古籍修复师的愿望。　　考上书画修复专业研究生后，刘鎏跟随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修复专家、古书画装裱修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徐建华学习。　　“为古书古画延长寿命，是我工作的意义，也是最打动我的地方。”刘鎏说，每次看到破损不堪的古籍古画，都会感到触目惊心，“有些书已经打不开了，有的书破了很多洞，字迹已经开始丢失。”而当一部千疮百孔、难以翻阅的古籍被修复成可以借阅的书籍时，刘鎏说，心里的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是难以形容的，“大概就相当于医生治好了病人的那种感觉。”　　纸张酸化是古籍文献老化破损的主要原因。首都图书馆近期的一次检测发现，不少古籍存在酸化问题，有的古籍纸张pH值达4或5。随着酸性增加，纸张变脆，稍一触碰或翻阅就会掉渣破碎。对这样酸化严重的古籍首先必须脱酸，把书浸泡在碱性溶液里半小时至一个小时。“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特别紧张，不停地去看，就怕发生意外。”刘鎏说。　　《太常寺则例》是一部记录清代皇家祭祀礼仪的古籍，因酸化严重，稍稍一碰即会粉化。拿到这部古籍，刘鎏仔细测量并记录纸张种类、酸碱值、封皮材质……制定修复方案。因是皇家图书，此书的封皮是明黄色的绫子，但年深日久，明黄色早已退化成灰蒙蒙的黄色。为了达到“修旧如旧”的目标，刘鎏自己试验，用矿物颜料染绫子，几经反复，终于仿旧成功。“远观一致，近看不同”，刘鎏说，“修复就是要尽可能把时间沉淀下来的历史信息完整保存下来。”　　用来装订的小锥子、用来揭取纸张的小起子、用来粘补的浆糊……这些常用的修复工具，都是刘鎏自己动手做的。而揉面也是古籍修复必不可缺的技能。　　“古籍在修复之前必须先除尘。而除尘最好用面团。面团不能太软，软了会粘到书上，也不能太硬，硬了可能压坏纸张，必须软硬刚好。”刘鎏说，现在的古籍修复不是仅仅一把排刷、一根毛笔就能完成的，必须具备一定的古书古画理论知识，熟悉书画的历史和结构，熟悉纸张、颜料、染料的特性，必要时可以自己染纸、染布。　　在修复中，有时也有意外惊喜。比如，刘鎏发现古人写了错别字，会用一块小纸片遮住，在纸片上重新写，就像现在的涂改带一样。“有时候，还能发现古人修补书籍留下的痕迹。”刘鎏说，每当这个时候，就会感到古今相通、文化一脉相传，“这可能是属于古籍修复师独有的乐趣吧。”　　既然是工作，就不会全然是乐趣。很多古籍落满灰尘、长满霉菌，极易引起过敏或鼻炎。刘鎏开始从事古籍修复工作，荨麻疹就找上门来，一翻等待修复的古籍，胳膊上就会长满风团，痒得受不了，又不敢抓挠。每次发作，只能靠吃药顶住。“古书古画的寿命因为我而延长，所以过敏根本不算什么。”刘鎏坚定地说。　　80后计算机技术专家——　　数字技术赋能古籍保护“要解决古籍‘藏’与‘用’之间的矛盾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数字化。”80后吕亚峰是一家科技公司负责人，在古籍保护领域摸爬滚打了15年后，原本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对古籍保护如数家珍——　　“古籍既是文献，也是文物，很多古籍年代久远、纸张发脆，每翻阅一次，都是损害。所以很多珍贵古籍是轻易不能示人的，而研究者又不能不看实物，这个矛盾可以通过数字化来解决。数字化把纸质的文献转变成电子文献，换个载体，既可以长期保存，又利于复制、检索、查阅……”　　吕亚峰的老家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，大名鼎鼎的红山文化便发源于此。吕亚峰从小聆听很多文物故事，培养起对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。大学毕业后，在偶然接触中，吕亚峰发现由于技术手段落后，很多古老珍贵的古籍文献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，被堆放在不为人知的角落，尘封乃至被遗忘。“那时我就想怎样发挥所长，为保护古籍尽点力，也为自己找一个新的发展方向。”吕亚峰说。　　计算机技术极大提升了古籍保护的效率。“就拿文字输入来说，现在用文字自动识别技术每秒钟能识别一页，如果是手工输入，至少需要几十秒；而且很多古籍上的繁体字输入者未必认识，有的字用输入法打不出来。而数字化技术能克服这些困难，大大提升效率。”吕亚峰说，“现在存世的古籍估计有20多万种、5000多万册，依靠人工输入是不可能的，必须依靠先进的数字化技术。”　　把古籍从纸上“搬到”电脑上，并非想象中拍张图片那么简单。古籍数字化首先需要扫描。扫描必须使用非接触式高清扫描仪，逐行扫描，确保每个点的像素保持一致，最大程度保存古籍原貌；必须使用冷光源，防止热量对纸张的损害。其次要对图片进行数字化加工，对高清图片进行文字识别，生成文本，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标引可能存在的讹误。第三步则是人工审核，将识别出来的文本和古籍纸本进行对照，防止差错。最后将高清图片和文字文本合并成一个互相对照的文件，方便阅读使用。　　吕亚峰介绍，古籍保护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。自动断句标点、自动翻译、自动标引、自动校对等先进技术在古籍保护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。“接下来，我们还要对已经数字化的古籍进行深度开发，运用机器学习，使古籍里面蕴含的知识、文化、思想等变成相互关联的知识图谱，更切合使用。”　　吕亚峰认为，古籍数字化仅仅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要让古籍用起来、活起来：“数字化技术能大幅降低阅读古籍的门槛。以前如果不是受过专业训练，很多人读不懂古籍，但现在鼠标一点，古籍就可以自动翻译，大众都能看懂。”　　在古籍保护领域工作的十几年，吕亚峰亲眼见证这个冷门的行业逐渐为大众所知，感受到政府部门对古籍保护越来越重视，他对未来满怀信心。吕亚峰说：“利用科技赋能古籍保护事业，能激活中华古籍在新时代的传播力和生命力。保护古籍，让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永续传承，我们的文化自信才能更有力量。”